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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色其實不特 預警未來中國經濟44個謎底

  經濟增長,是個各國爬樓梯的競賽。18世紀爬樓梯最快的,是英國打頭的12個歐洲現代化母國。19世紀,12個母國的4個兒子美國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亞、新西蘭趕了上來。20世紀,日本與東亞4小追上來了。進入21世紀,是起步較晚的金磚5國趕上來了,其中,中國的攀登速度最快。但我國國民收入33年來的增長,遠不如戰后德國、日本快。德國用了15年,日本用了13年,人均收入就超過了3千美元。而我國人均收入超過3千美元用了30年。日本國民收入倍增僅用了7年,我國剛才提出收入10年倍增的目標。其實,不是依靠收入高,而是依靠大宗商品進出口的總量大,我國才由外圍圈走進世界經濟的核心圈的。由此可見,國內的GDP增長雖快但收入提高并不快,爬樓梯的兩條腿不在同一個臺階上,是錯位的。

  青木昌彥認為各國爬樓梯時分為五個階段:人口過剩拖累人均增長的馬爾薩斯M階段(Malthusian phase),政府主導產業升級的“趕超”G階段(G-phase),資源環境限制增長的K階段(Kuznets-phase),人力資本為引擎的H階段 (Human capital-phase),以及“后人口因素”的post-D階段(Post-demographic phase)。與日本處在post-D階段,韓國處在H階段不同,由于“非自然發展路徑”,中國雖已處在K與H階段之間,但仍有M階段與G階段的特征。僅從這個階段性的混雜,也能看出國內的發展是錯位的。

  金磚5國里比較起來,“增長最快的國家,并不總是那些自然資源最豐富,教育水平最高,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。”(劉易斯語)為什么?因為存在“落后的優越性”(維布倫語)。所謂“落后的優越性”,是說窮人最多,工資最低,潛在市場最大,反倒最能吸引投資。人力資源最豐富的國家,潛在的人力資本也最豐富。中國以別國難比的巨量勞力與巨量市場,換取來巨量投資與技術。得益于人力資源資本化與市場國際化:我國已經躍居世界最大債權國、貿易順差國與外匯儲備國,經濟總量也躍居世界第二。

  我1987、1990年兩次出訪日本時,正值日本躍居世界最大債權國、最大貿易順差國和最大外匯儲備國之時,也是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(不計歐盟)之日,與今天的中國全都相似。不同的是,日本不是靠巨量勞力、巨量資源透支和巨量市場崛起的。僅這一點,決定了當時的日本與現在的中國完全不同。不同在于,日本當時還是世界最大技術進口國、最大資本輸出國和國際競爭力最強國,當下的中國顯然不是。兩國的這個差別,意味著日本當時是靠“技術立國”的制造業崛起的,是靠比西方還過硬的“短、小、輕、薄”的日本貨崛起的。如你所知,是豐田、日產、本田、三菱、松下、索尼、東芝、日立、夏普、任天堂、尼康、佳能、精工、卡西歐、西鐵城、雅馬哈、富士、三得利等壓垮了歐美品牌才崛起的。“技術立國”是貫穿戰后70年的日本基本國策,當年日本GDP的“60%靠科學技術取得,勞動、資本只占 40%。”(《經濟企劃廳報告》)

  但同是躍居第二,中國GDP的60%是支撐建筑業的勞動、資本的高投入取得的,技術創新也遠遠達不到40%。你看到全球市場上,能與日本貨競爭的中國品牌少而又少。所以,中日到底不一樣在哪里呢?同是供給全球的制造業大國,日本主要靠技術創新與效率提升取勝,而中國主要靠薄利多銷取勝,靠勞動與資本的高投入取勝。有數據顯示,2000~2006年間,國內企業在美國一共獲得3447項專利,而同期來自日本的專利是24.1萬項,臺灣是3.9萬項。可以看出,日本的GDP第二,是躍居了食物鏈上端的第二,是靠智能勞動拿大頭的第二,也是勞心者治人的第二。而中國眼下的第二呢?只是屈居食物鏈下端的第二,是靠出賣苦力拿小頭的第二,也是受治于人的勞力者的第二。

  這也就是說,日本躍居第二時,已經是個高度技術化、工業化的國家。不同于中國目前的“無技術工業化”。什么叫趕超?對于后發劣勢國家來說,殘酷的競爭規則是:超過了才叫趕上了!作為后發追趕國家,日本沒有中國這樣的勞力、資源與市場的數量優勢,假設不是在技術與效率上超過了西方,就不可能躍居第二。1990年日本平均月薪已達2.5萬人民幣,跟美國平均工資持平。日本制造業的出口,一直是在滿足內需之后,產能溢出,才供給全世界的。而我國則不同了,我國制造業出口的背后是內需不振,是在國內市場低工資、低福利、低人權的“三低”基礎上去供給國外市場的,不是嗎?

  市場競爭為什么殘酷?因為市場是 “勞心者治人,勞力者治于人”的。掌控智能勞動也就占據了食物鏈上游。提供代工服務的國家受人掌控,不得不屈居食物鏈的末端。從“8億件襯衫換回一架飛機”,到一部賣360美元的蘋果iPhone手機,富士康僅賺6.5美元,表明同為“世界工廠”,中日兩國的確大不相同。國內2011年平均月工資不足3 千元,幾乎是同年日本平均月工資的1/10。所以,同是躍居第二,日本是躍居為“治人”的勞心者角色,中國還屈居受治于人的勞力者角色,不是嗎?近年國內 “不做富士康,要做蘋果,不做5億件襯衫,要做1架波音飛機”的聲音多了起來,讓我聯想起那段不做1萬桶紅油漆,要做畫龍點睛的那一小桶白油漆的相聲了。

  其實,相對于人口過多的資源基座過小,日本的倒金字塔比中國還嚴重:日本97%的資源依賴國外,國內只能提供3%的資源。人口超多但資源基座窄小?沒錯,這不但是中國國情,更是日本國情。當年日本人自己總結的比這悲觀絕望,說“日本國命中注定該是不幸的”(林雄二郎語):1.日本資源貧乏;2.日本島國山多平地少,供人居住都擁擠;3.日本人多密度大。這三個原本決定日本貧窮落后的因素,后來反倒助推了日本經濟的快速起飛:1.民生消費一旦被開發出來,人口眾多反倒成了市場廣闊;2.國土狹小便于建設高速公路和高速列車,投資少但效率高;3.資源依賴進口,多山的島國正好建設臨海工業區,兩頭在外。你看,因禍得福,不可再生資源的稀缺,恰好助推了日本超前轉向再循環經濟。

  日本發掘出人的智力資本這個現代經濟最可貴的資源,替代了自然資源,突破了瓶頸約束。土光敏夫早就說過,日本沒有資源,沒有軍事實力,卻擁有創造發明能力。而且,這種能力是無限的。科技創新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。什么本質?就是主要不是靠人力、物力、財力的投入,而是靠科技創新與效率提升。中國躍居第二,靠的不是這個,而缺的正是這個。

  國內這8年來的高增長,靠的是銀根(貨幣超發)、地根(地價虛高)的杠桿撬動,缺的正是技術創新與效率提升。國內地產泡沫雖然與日本當年相似,但通脹比日本嚴重,因而,高增長其實沒那么高。GDP必須減去CPI,才是實際的增長率。舉2011年6月的例子,名義上GDP增長,但減去了的CPI,實際GDP只有。但實際GDP仍不是稅后的凈收入,還得扣減稅負。世行報告指出,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%,遠超過發達國家。這就意味著,增長的里扣減掉 45%,才是稅后凈收入。這么算下來,正好與前邊所述10年來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僅增長1.6倍,農村居民純收入僅增長1.2倍吻合,證明國內GDP高但收入低是個事實。

  即便回溯過去63年,也能看出民間消費占GDP的比重直線下降了一半,從1952年的69%直線下降到目前的 35%。而政府開支的比重直線上升了一倍,從1952年的16%,上升到目前的30%左右,翻了一番。這種“國富民窮”的趨勢,前30年計劃經濟時期與后 33年市場化期間,始終沒有改變。而后33年來的實際通脹率高,購買力低,甚至貪腐高發,福利保障低下,都加劇了GDP高但收入低的增長畸形。總之,占人口90%以上的中低收入人群被侵占了應得收入,犧牲了應有利益,表明高增長具有惠及民生不夠,包容民生不足的弊病。

  距離產生美感。中國經濟的高增長,被隔海遙望的外部世界當成了神奇故事與宏大敘事,然而“上海和北京的發展不能代表整個全國”(溫家寶語)。金字塔式的資源集權結構,派生出國富民窮、城富鄉窮、上富下窮甚至官富民窮的格局。這就像沿街的高樓大廈,有意無意地遮蔽了背后的窮街陋巷一樣,艱辛困苦的大眾民生,被遮蔽在樓高車快之后。買不起房,看不起病,上不起學甚至吃不起肉的弱勢群體,被遮蔽在包裝絢麗的面子工程之后。正如朱镕基早就抨擊的:“一方面職工拿不到工資,農民窮得要命;另一方面,到處要建大城市,大搞國際化都市,高樓林立,都是為有錢人服務的。”

  一場財富膨脹的泡沫盛宴,只有在散席后才能盤點出誰勝誰負。從分配結構看,權力是贏家,市場是輸家;政府是最大贏家,百姓是最大輸家;從產業結構看,銀行業贏了,制造業輸了,農業輸了;從企業看,國企贏了,民企輸了;從游戲規則看,投機者贏了,投資者輸了;貪腐的潛規則贏了,誠實敬業規則輸了。資本逐利的本性,決定了它“誰贏跟誰走”。前邊所說資本被濫用了,資源被錯配了,都是上述有輸有贏的結果。市場原本就有“1個巨富背后必有500個窮人”的邏輯,因而,8年來的勝負博弈,變成了富者越富、窮者越窮,變成了窮人通脹,富人通縮。8年來的游戲結局,加劇了財富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,推高了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,鞏固了一個“強政府,半市場,弱社會”的不良格局。

  一聽到有人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,我就笑了:明明有個中國模式,怎么能視而不見呢?我笑我們不能幼稚到變成鴕鳥,用情感判斷替代了事實判斷:不喜歡的東西就當它不存在。明明是你不喜歡這個模式,卻不敢直陳其弊,把頭插進沙堆里說沒有這個模式。就拿經濟的“中國模式”說吧,國家對于社會有“四重賦斂”,明擺著是個舉世無雙的模式嘛。什么叫四重賦斂?四重,直說是四遍。賦斂,直說是收錢。四重賦斂,是說國家收了社會四遍錢。收稅一遍,收費又是一遍;國企強迫交易一遍,土地與房產交易又是一遍。這四重賦斂,全是市場財富向政府的轉移,政府成了大政府,市場成了半市場,官員成了經理,經理成了官員的下屬。要說有中國特色,這些就是。政經合一、政企不分,就是中國模式的總譜。

  政治上以權力為主導,經濟上以國家資本為軸心的發展模式,被稱為中國模式。這個模式看似是個獨一無二的創舉,其實不是。中國近代1870~1911年的洋務運動,就是個官督商辦,政府主導的工業化發展模式。民國政府1927~1937年間,也是個政府主導經濟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。當時的中國模式,也不是自創的、獨有的,而是在走德國、日本式自上而下的強權現代化道路。俾斯麥式的國有銀行主導的模式,日本明治政府“利用農民作為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來源”(摩爾語)的模式,都是南京政府的榜樣。至于后來的全盤計劃指令、全盤公有的蘇聯模式,更是個政府取代市場的失敗模式。

  國內的官商結合程度,似乎比拉美還緊密。以前講的“拉美模式”“東亞模式”“西非模式”等,國內都與之相似。腐敗成了發展的瓶頸,人治成了法治的障礙,是這類模式的共性。吳敬璉認為:“中國的發展歷程向我們表明,想用政府的強力管控來遏制腐敗是一種不可能成功、卻十分危險的處方。因為政府權力的擴張必然造成尋租基礎的擴大,而尋租基礎的擴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腐敗的蔓延。于是,就會陷入一種政府擴權和腐敗蔓延的惡性循環。從所有這些國家的教訓看,不能抽象地談論強政府的優勢和弱政府的劣勢,而是要弄清政府權力的邊界。在與市場的關系上,不能取代市場,不能利用公權攬買賣。”所以,放大市場,縮小政府,才是唯一可行的改革路徑。

  “改革開放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”(鄧小平語)。“中國能從一個封閉、收入水平相當低、全球經濟影響力非常小的國家,變成今天的模樣,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做對的”——周其仁說的沒錯。但做對的是什么,做錯的又是什么,眾口不一。歐債危機與美債危機的蔓延以及政府的救市干預,給了一貫懷疑自由市場的人更多理由。然而,中國33年的經驗恰恰相反,不是政府調控的成功,而是放權讓利的成功。要說還有教訓,反倒是政府擴權,國企爭利的教訓。有人說,政府全盤掌控、國企全盤壟斷的模式,不是被證明是成功的嗎?陳志武反駁說:那前30年掌控更嚴緊、壟斷更集中,怎么會弄到連個溫飽都混不上呢?可見,做對的不是政府擴權,國企爭利,而恰恰相反,是放權讓利。要說33年來有什么事情是做對的,那就是放權讓利,給人民自由,給市場自由是做對的。要說還有什么事情是做錯的,那就是改革流產了,重返了擴權爭利是做錯的,不是嗎?

  中國33年變革的實質,其實是悔過與改錯,重溫與補課。改革是去私有化之后的再私有化、去市場化之后的再市場化、去資本化之后的再資本化、去國際化之后的再國際化,是歷史在補課,對吧?之所以說放權讓利做對了,是因為它是個打破集權,打破壟斷,打破政經一體、政企不分的制度桎梏的進步過程。之所以說擴權爭利做錯了,是因為它是個向前30年的回歸、倒退、復辟過程,不是嗎?

  國內這種政府經濟特權與官商利益一體化壟斷的模式,權力主導市場資源配置的模式,能夠“集中力量辦大事”,也能夠造成大規模錯配與大規模浪費。為什么高增長要不住地保“8”?為什么大眾消費總也形不成市場驅動主力?為什么GDP高卻工資收入低?為什么高增長卻沒有高就業?這些資源錯配,都是由四重賦斂的模式派生的。“強政府,半市場,弱社會”的經濟模式,對于政府行使權力來說,倒是言出法隨、簡便易行,但對于發育越來越復雜細密的市場來說,對于維權意識高漲的各個利益群體來說,卻越來越不適應,產生了一連串的社會政治隱患,已經不改不行了。

  學小提琴、學鋼琴的孩子,都知道與國際接軌的、普世通用的記譜方式是五線譜。五線譜看似復雜,其實簡單易學,小蝌蚪似的音階,能直接對應鍵盤或琴弦指法。但是,看慣了簡譜的我就不行,非得把五線譜翻譯成簡譜才能彈琴。“你不是能看懂五線譜嗎?翻譯成簡譜不是脫褲子放屁嗎”——常有人問我。我的回答是:我有我熟悉的路徑依賴,走慣了的熟路,哪怕復雜繁瑣,你也總想走。誰都知道,簡譜看似簡捷,其實麻煩得很,全然不如五線譜精確明了,但錯誤的路徑依賴,會導致我棄簡求繁,自找麻煩。

  霍布斯有個“麻雀入屋,無法逃出”的比喻,說一只麻雀從煙囪鉆進屋里,就會失去路徑依賴,只知道朝著明亮的窗戶上撞去,忘了自己是從煙囪里誤入室內的。大政府、小市場的模式,是沿用了前30年熟悉的路徑。像是人用慣了簡譜,自以為它簡便易行,其實復雜繁瑣,出錯概率高得弊端叢生。而“小政府、大社會”的市場模式,像是普世通用的五線譜,看似復雜,其實精確明了,不易出錯。但熟悉會排斥生疏,把生疏的翻譯成熟悉的,就像把市場模式變通成中國模式一樣。隨著五線譜的普及,喜歡簡譜的孩子越來越少,不招人喜歡的中國模式還能走下去嗎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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